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，周、秦、汉、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政权先后在这里建都，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，典籍丰富、文化遗存也多，许多风俗习惯多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。地域上：东面黄河、西望关陇；北临塞外草原，南接巴蜀水乡，横跨陕北高原、渭水盆地和秦巴山区。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、根深叶茂，又争奇斗艳，异彩纷呈。

 一　陕西民风民俗的地域划分和秦、汉时期的发展

      陕西民俗的地域划分为：关中地区、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。

关于关中地区的地理特点、历史地位、早期经营及至西汉初期的尚农遗风，《史记·货殖传》说：“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，膏壤沃野千里，自虞夏之《贡》以为上田。而公刘适邠，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，武王都镐，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，好稼墙，殖五谷。”

关于陕北地区新的人文风貌的出现、地域特点与习尚，《册府元龟》说：“秦始皇遗蒙恬攘却匈奴。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，于是筑城郭，徙民居之，名曰‘新秦’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、皆迫近戎翟，修习战备，高尚气力，以射气力，以射猎为先。”这一背景，与陕北腰鼓的声象相联系是可以相互印证的。

关于陕西地区的早期风习，《汉中府志》说：“汉中府，其俗强劲质朴，力农习射。武都氏叟多羌戎之民，其人半秦，多勇戆；土地险隘，其人半楚，风俗略与荆州、沔州郡同。”《寰宇记》说：“汉高祖发巴蜀，伐三秦，迁蜀七姓于商洛，其俗多猎山伐木，深有楚风。”《宁强州志》也说：“宁强州”风气兼南北，语言杂秦、蜀。都充分显示着相邻地区风习的相互影响作用和风习的地域特点。

关于对先秦风习的评价，《薛思庵（野录）》说：“读《秦风》喜得无淫奔之诗，见得秦俗好。”显现出对岐周良好风习传承的渊源。

至秦亡汉兴，汉高祖刘邦进军商洛、途经霸上，西入咸阳，南屯汉中；回击三秦，建都长安，关内关外风习会合，使民风民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

关于秦地风习的变迁、特点及其重大意义，宋代理学家朱熹在《朱子诗传》中有段颇为深切的概括和论述。谨转录如下：“秦之俗，大抵尚气概，先勇力，忘生轻死。然本其初而论之，岐丰之地，文王用之以兴，‘二南’之化，如彼其忠且厚也。秦人用之，未几而一变其俗，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。何哉？雍州土厚水深，其民厚重质直，无郑卫骄惰、浮靡之习。以善导之。则易于兴起，而笃于仁义；以勇驱之，则其强毅果敌之资，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，非山东诸国所及也。”

这段评论，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，也对认识以后的历史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。

 二、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陕西民风民俗及生产习俗的发展

    汉、魏、两晋这一历史阶段，方土游侠、道教、佛教活动，先后在社会上出现，对民俗文化产生相应影响，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，习俗产生相应变化。方土游侠至汉时，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，在都市已颇为多见。《随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汉中之人，质朴无文，不甚趋利，性嗜口腹，多事田渔。虽蓬室柴门，食必兼味。好祀鬼神，尤多忌惑，家人有死，辄离其故宅。崇重道教，犹有张鲁贵焉！”当地习俗的特色，还是浓烈的；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也是明显的。

至唐，民风民俗与官府的关系也至为密切。《秦中岁时记》说：“唐上已日，赐宴曲江，都人与江头禊饮，践踏青草，谓之‘踏青’。”《辇下岁时记》说：“长安每岁诸陵，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毯等，又荐雷子车；至清明上食，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，先得火者进。上赐帛三匹，金碗一口，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，车马喧嚣。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毯之宴，或赐宰臣以下酴糜酒，即重酿酒也。”

盛唐，物阜年丰，丝绸之路畅通，长安商贾云集，八方荟萃。饭店、酒楼、茶肆林立，在繁荣的饮食市场，胡风烹调，胡姬酒肆也频增风采，蔚为民俗大观。

李白《少年行》曾抒写当时情况说：“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；落花踏尽游何处？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当时，胡姬学习用面食作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胡饼，也闻中全国。白居易就有“胡饼饼样学京都”的诗句。据考，现在的芝麻烧饼，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。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。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密切关联的。陕西农业，源远流长，生产习俗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向前发展着。

关中地区，人们群众赞颂水车的谜语，谜面的文字是：“曹操独坐中原，身披八挂衣衫，领兵千千万万！”

至于陕南水乡，生产习俗则更有一番景象。《城固县志》说：“小满前后，农各插秧，谚曰：‘水执秧苗插野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；六根清净方为稻，退步原来是向前！’”则创造并反映了另一相当高的精神境界。其所含哲理与表现的艺术手法也是令人叹服并值得深入体味的。也由此可见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的确是无穷的，值得重视学习的。

 三　陕西民俗中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习俗的内涵与作用

   （一）陕西与生产习俗相关的有祈富求福迎神赛会等活动。如《天禄阁识禄》说：“秦俗以二月二日携鼓乐郊外，朝往暮返，谓之‘迎富’”。我国古代以社、稷为土、谷神，立社（祠）祀奉，“春祀秋尝”，祈赐丰收。

  （二）与伦理有关的习俗也很多。“慎终追远”，敬礼祖先方面，有清明节扫墓、夏暑“奠墓”“清暑”“中元，麻姑献祖”十月一日送寒衣，冬至与“腊日”祭先等。

在敦崇伦常、和睦乡里、重视姻亲方面的习俗也比较多。对骨肉至亲，除元旦合家拜尊长、拜弟史、叔（媳）拜嫂，除夕合家守岁，对童稚有“压岁钱”外，出嫁女儿、女婿、外甥、外甥对母家、岳家、舅家逢春节、麦熟、忙罢、中秋要拜年，“看麦熟”“看忙罢”“送（中秋）节”；母家、岳家、舅家则对女儿、女婿、外甥逢灯节、暑夏、端午、重阳要“送灯”“探夏”“送（端午）节”“送（重阳）糕”！另外在和睦乡里方面，也形成了许多“善里亲邻”的风习。春节时，家拜之后就是出拜、相互邀约饮宴。《咸宁县说》；“元旦，士大夫风兴吉服拜祖先毕，以次拜父史，出拜师长、新族；齐民亦然。”

此外，关中地区，新婚后还有“新婚妇拜户”的习俗。

  （三）健康卫生文体活动习俗方面，腊月二十三祭灶后要“扫舍”、迎接新春，各地很普遍。冬尽春至，妇女适时外出活动，以增进健康，各地也多类同。冬尽春至，妇女适时外出活动，以增进健康，各地也多类同。冬尽春至，少年士女、全民分别以各种名目、形式作文体活动，以娱悦身心，增进健康，且各有特色。

  （四）岁时节令中，慰孤，施舍和开展公益活动的习俗也有许多。如清明节的拜扫孤坟、无主坟。逢节舍饭，各地也比较多。

  （五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，省内外、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，传说中的故事、人物、历史人物以至域外人物也逐步进入民俗生活，以至于专门立会，进行追念。其中如：①追念女娲氏“炼石补天”的“补天补地”，就很普遍，且产生较早。②二月二日是药王庙大会：《西乡县志》记述说：“二月二日高坪寺药王大会，男女毕至，踏青选胜，采野菜供食”。其他如耀县药王山等地都有此会，传说二月二日是孙思邈生日。③清明寒食扫墓，除注入纪念介子推的意义外，也扫军墓。④端午节，吃棕子，赛龙舟，饮雄黄酒，除前者注入了纪念屈原的意义后者因有了“白蛇娘娘和许官人”的《白蛇传》故事，更加印证了饮雄黄酒祛邪避灾的效应，而使这一习俗更加深入人心。许多地方端午节竞渡，也极热烈。

 四　三秦习尚中的豪气、犟劲与进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

    三秦习尚中的豪气、犟劲和进取精神，是在社会历史急剧发展中形成、发展的。

秦地为什么能产生这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和豪气呢？这又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《朱子（诗传）》中上段话后自问自答所说：“何哉？雍州土厚水深，其民厚重质直，无郑卫骄情、浮靡之习。以善导之，则易于兴起，而笃于仁义；以勇驱之，则强毅果敢之资，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，非山东诸国所及也。”这就是秦俗所赖以产生的人文基础。而“厚重质直”“强毅果敢”则是三秦子弟的天然禀赋、气质、资性的两个侧面。其中，“强毅果敢”则是燃发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，豪气、犟劲的气质、资性源泉。

先秦习尚中的豪气，建立在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，充满不断探索、志在必得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和犟劲。期间，从国君到将相及民间也莫不如此。秦穆公霸诸侯、秦孝公用商鞅变法、秦始皇统一六国是这样，蹇叔谏秦穆公改变“先东后西”策略，王剪论伐楚用兵“必六十万”等生动事迹是这样，一些重大建设事项也同样是这样。

郑国渠修了10年，都江堰的系列工程前后费时近30年，其志不移，终获成功。

秦亡后，经楚汉战争，建立起强盛的汉朝。“汉承秦制”，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，三秦习尚中的豪气与从事功业的毅力与犟劲，又有了新的发展。

从急功仗义来说，有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在抗击侵略巩固边防中大呼“匈奴不灭，何以为家”的少年将军；有以“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而还”为幸事的东汉名将扶风茂陵（今兴平东北）人马援；有继城固人张骞之后，投笔从戎出使西域以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”的精神殄灭破坏中西关系的外敌，再次开通丝绸之路的扶风安陵（今咸阳东北）人班超；有出使匈奴被扣、流放北海牧羊“渴饮雪饥吞毡”至死“节不辱”的杜陵（今西安东南）人苏武等等。

在科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中则有扶风郡人马钧、夏阳（今韩城）人司马迁与扶风人班固、班昭等。他们功业的所以能立，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进取精神与毅力——“犟劲”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他们都是“厚重质直”“强毅果敢”的知万三秦子弟中涌现出来的一员。

安史之乱中，三秦志士脱颖而出，与国共存亡的不知凡几。

五　移风易俗在陕西民风民俗传统中的地位及近现代的发展

       陕西、关中自后稷“播百谷以丞民”起，就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形成着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文化。至“公刘立国于邠，风俗以厚”，到“太王王季在岐，文王作丰，武王都镐”，逐步在扩大岐周良好风习的影响中，懂得了重视民俗考察与移风易俗的重要性。至周公总结以往实践经验，“制礼作乐”，就把考察民俗，进行移风易俗作为一件涉及国家兴衰的大事列上了议事日程。

关于移风易俗的作用与地位，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“先王有大事，必有礼乐”“其移风易俗，故先王著其教焉！”又说，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“移风易俗，天不皆宁”。

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三秦民俗文化，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。北方少数民族崛起后，拟进驻中原，无不设法吸取华夏民族文化在本民族中进行移风易俗，然后才得以有所作为。这种情况，在史籍中也屡见不鲜。

风俗一新，使人们眼界大开，观念渐变。经武昌起义——辛亥革命爆发，九月一日西安新军起义，群起响应，清室被推翻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，颁发了包括剪辫子、禁缠足等在内的成百条法令，进行移风易俗。使当时还较为闭塞的内陆地区一一三秦大地也一新其面目，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西安于1912年辛亥革命后成立的《易俗社》，以“辅助社会教育，移风易俗为宗旨”，也正适应了新旧交替移风易俗的客观要求。

与易俗社相呼应，以李敷仁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化人却通过办报刊宣传革新精神，移风易俗。其中，李敷仁先后主编的《老百姓报》与《民众导报》在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就有较大影响。

我国民俗学的发展，从《五经》就提出“移风易俗”、中经几千年的实践到西安易俗社的建立和实践，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，源远流长，应重视、继承和发扬。

 六　共产党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工作及改工开放中民俗的发展

    中国共产党在尊重民族民间良好风习的基础上，曾进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。

几年来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，拨乱返正，社会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民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，使民俗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色彩来。

其一是生产习俗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一由于经济的发展，社会需求的扩展，几年来，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专业户急剧增多，生产习俗发生深刻变化，科学种田，科学养殖蔚然成风。

其二是商品经济发展，交往增多，观念更新加快，社会习尚发生显著变化一一生产方面，外出“取经”，或请人来村寨“传艺”的事空前增多。为发展生产，欢欢喜喜，落落大方。在许多旅游点的妇女、青年还学会了一些外语，无拘无束地与外宾笑谈生意，西装已进入村寨，西洋管弦乐器，已进入青年自筹的乐队，伴奏迪斯科舞了。

其三是生活习俗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一由于生产的发展，生活的改善，山原地区的土窑洞或改为砖窑洞、石窑洞，或已改建成砖木结构的瓦房。关中地区“房子单边盖”的习俗也已在让位于“庵间房”，与水泥预制板“平房”以至整村一线起的“二层楼房”。生活上，缝纫机已普遍代替了原始的手工缝衣。在平川，自行车早已代替了步行，以至是以“嘉陵”轻骑代步，变化很大。另外，沙发、电视机、收录机已先后进入农家，促进着生活习俗的变化，并且有了明显的时代特色。

其四是会、社活动习俗在发生显著变化一一已往农村的节日庙会，现在大多已变成物资交流会、以至科技展销会。在关中，在原忙罢祭祀土、谷神的“村会”基础上，户县还兴起了“农民文化节”，临潼搞起了“好媳妇节”，把忙罢“村会”纳入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轨道，坝桥区水流乡在七月七“祈巧会”基础上办起了“赛巧会”。在学科学、用科学，生产致富的巧姑娘、巧媳妇中评选先进，当场赛巧奖励先进与优胜者。对移民风易俗促进两个文明建设，都产生了显著作用，受到好评。

其五是婚姻习俗也有了很大发展，一一在开放搞活的背景下，新《婚姻法》公布，自由恋爱已由城而乡、而村寨，对已往的包办买卖婚姻是个很大的冲击。

另外，由于经济发展，观念更新，男到女家落户的渐多，西安市新城区北张庄还为婚龄女青年修建“姑娘楼”，招引城市职工联姻。

这一景象，给只有女娃、没有男娃的农户“吃了定心丸”。对贯彻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”的既定国策，具有重大社会意义。总之，几年来，在改革、开放、搞活中，民俗有了许多健康的发展，对两个文明建设有重大促进作用。但另一方面，如十三大《报告》所说：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“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，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与小生产习惯势力，在社会上还有普遍影响”，在当前条件下，习俗中的陋习恶俗，还伴随着良俗的产生发展而同时存在发展，对两个文明建设产生消极作用，以至腐蚀、破坏作用。如封建迷信、赌博与第三者插足、破坏家庭关系，丧婚大事破费过大，请客送礼、不胜其繁、社会风气也不够好等等。

实践经验证明：民风民俗与整个社会风气息息相关。因此就需要联系整个社会，分层次解决存在问题，全面规划，各有关方面分工协作，综合治理，把民风民俗纳入健康运行的轨道，使移风易俗的客观要求与既定目标，得以实现，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。